《国家人文历史》记者 胡心雅
人物小传
种建荣，1972年生，陕西渭南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党委书记、院（馆）长，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他先后主持或参与周原、周公庙、清涧辛庄、澄城刘家洼遗址等考古项目30余项，其中5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
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的交界处，有一处被称为周原的考古遗址。这里面积达30平方千米，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先周、西周时期遗址，也是周原考古队领队种建荣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
对种建荣来说，“周原遗址”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
找城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找城都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使命”
“周原”一词，在古代文献中作为周人崛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现。据文献记载，3000多年前，居住在豳（今陕西省彬州市、旬邑县西南一带）的姬姓部落，在首领古公亶父的率领下，举族迁徙到“岐下”，他们将这片肥沃的土地称为“周原”。周人在这里积蓄力量，最终覆灭了商朝。
种建荣介绍，周代与商代文明路径迥异。商代以武力征服四方，周代则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文化、民族、体制的认同，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种建荣说。
找到传说中的“周人圣地”，成为几代周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纪40年代，考古学家石璋如根据文献记载的大致位置展开田野调查，由此揭开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让周原遗址首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5年，考古队整合多年成果，包括凤雏建筑群等重要发现，以及系统揭示的周原水网体系，让周原遗址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始终萦绕在周原考古人心头。“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种建荣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找城都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使命。”
2020年，考古队在分析王家沟水库区域航拍影像时，发现了重要线索：周原地势北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沟一条支流却呈现出异常的东西向直角转折。他们对照图纸实地勘测，发现北边还有一条平行的水渠，与直角部分形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区域。一个想法随即在种建荣脑海中闪过——这会不会是环绕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这是城壕，里面肯定有墙！”种建荣带领队员们继续寻找，终于发现一座“小城”。考古队循着“小城”城墙的方向向外探查，发现西墙和北墙都有向外延伸的迹象。经过勘探，一座规模更大的外城逐渐显现，这就是后来确认的“大城”。
在对“小城”内部进行精细钻探时，考古队又发现了一道东西向的墙和两道南北向的墙，在“小城”北部合围成方形。他们将这座新发现的“小小城”称为“宫城”。至此，周原遗址“宫城—小城—大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完整呈现。凭借这一发现，“周原遗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圆了几代周原考古人的梦！”种建荣说。
破局
“考古学主要讲证据链，当许多线索指向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共识了”
提到和周原结缘，种建荣说：“我小时候想当警察，大学期间阴差阳错被调剂到历史系，那时心里不太乐意。”1996年9月，种建荣毕业后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办公室从事文书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现场，他发现考古有点像破案——根据发掘到的零散信息，对照文献寻找答案，推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他瞬间来了兴趣，不久便主动申请加入考古队。
2002年，种建荣加入周原考古队。他回忆，世纪之交，尽管周原考古积累了一定成果，却缺少能够确证这里是文献记载中古公亶父所迁“周原”的决定性证据。一名考古队员坦言：“很多学者认为这里不是文献记载中的都城，而是某个异姓贵族的家族采邑。”考古队内部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发掘了几十年，这里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面对周原性质难以判定的困局，考古队决定到田野间找答案。从研究角度看，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这附近的同时期遗址。综合判断后，考古队觉得周公庙符合条件。自2004年起，周原考古队重点开展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考古证实，周公庙遗址正是周公家族的采邑所在，但规模远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族采邑规模应该很大，或者说仅次于“都城”。如果周公庙规模远不及周原，那周原很大可能就是“都城”。这一发现重新坚定了考古队对周原的信心，中断多年后，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后，周原考古工作迎来了全新局面。团队将遗址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研究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还结合手工业考古和实验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
多年积累终于在2020年迎来重大突破。自这年起，周原南部区域陆续发现了一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阳”“美亭”字样的陶器。《汉书·地理志》记载：“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也就是说，当年古公亶父所迁之地，可能就在汉代的美阳县。因为陶质的东西，在当时不会经过太远距离的运输。此次出土陶器上的“美阳”字样，或许能成为“周原即汉代美阳”的有力佐证。
更直接的证据出现在王家嘴区域的发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这是目前所见先周时期最大的宫殿建筑遗存，这个周人曾经修建的高等级建筑，为“周原遗址”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提供了关键证据。种建荣说：“考古学主要讲证据链，当许多线索指向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共识了。”
接续
“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发现，这是我们共同的坚持”
“如果从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这里，应该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种建荣说。如今，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新的考古团队，正在接力发掘。“我们住在一块儿，一起发掘，共享成果。”青年考古队员闫永强说。
目前，团队成员的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除正式队员外，团队还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前来实习。
别看这些年轻人爱闹爱笑，工作起来个个都很较真。刚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记录人骨形状的王昱霖，是刚毕业的95后女生；在实验室专注做植物遗存鉴定的周辉也是女生，去年硕士毕业来到这里。当被问及男女生是否有室内室外的分工时，她们回答：“虽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参与田野发掘。”周辉说：“野外的工作环境虽然辛苦，但那种发现历史遗存的震撼，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去年入职的闫永强，今年“五一”假期刚结婚，婚后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说：“媳妇儿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对这些年轻队员，种建荣很欣慰。他说，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告诉他们的，那就是：“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发现，这是我们共同的坚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采访后，考古队员又拿上手铲，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延伸阅读
周原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周原遗址位于关中平原西部，今陕西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北部的交界地带，是目前所知遗存最丰富的先周文化遗址、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在这里，当时的人们从偏居西陲的“小邦周”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西周王朝。
周原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石璋如先生的调查，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周原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对遗址范围和内涵进行初步了解，明确了周原遗址的重要价值；1999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较为详细的考古学文化谱系；2012年起，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展开；2020年至今，周原遗址在王家嘴发现了一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填补了以往周原遗址先周时期高等级遗迹的空白，并发现了布局方正、规划严谨的三重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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